其实，目前无论人们指摘“枪手”道德败坏惟利是图也好，还是斥责请“枪手”的考生也好，都高估了人类的道德水准，这就如同指摘作奸犯科者不该违法犯罪一样荒唐。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，则千万不能指望它“大踏步前进”，有人指摘教育部门是“最保守的领域”，可有谁见过事关百年树人大计的教育改革一蹴而就的？它不是企业，不是机关和部门，若不循序渐进，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会受到影响。

    究其底，成高舞弊乃社会的整个用人价值取向使然，而在这当中，作为社会价值取向主导的政府价值取向，实际上很久以来在不知不觉地扮演着主要角色。

    政府用人价值取向中有两个痼疾，是主导诸如成高及职称之类大型考试舞弊和变味的重要因素。一是门槛痼疾，另一个是基于门槛而派生的收入痼疾。

    众所周知，政府提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是“知识化”，其主要衡量依据其实是文凭。此外，在各种各样的公务员招考中，应考者无一例外地要拥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，对能力和实绩，却鲜有涉及。而因为文凭高低的缘故，收入也相应有等级。这种引人注目的“文凭唯上”表现形式，潜移默化地指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。于是乎，企业跟风急进，大肆拔高招聘门槛，作为“企业形象”而孜孜追求。政府先行，企业紧跟，把这种用人价值取向进一步推向极致。

    这样，就有了层出不穷的成人高考舞弊，大批无文凭的成年人，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，虽然可能还是一个帅才或者将才，但手中无奈握不到那块敲门砖，不甘心之余就只好铤而走险。

    最近，一家著名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教师，其中有一条注明某某年出生的原则上要取得博士文凭。我们不妨设想，假如没有本科文凭的比尔。盖茨要来应聘该学府的企业管理教授，难保不被轰出去。而仅仅拥有高中文凭的韩国总统卢武铉，要来应聘该校的行政学教授之类职位，其命运也堪虞，他甚至连在中国参加个区区的律师考试也没有资格，哪怕老卢是个真格的大律师。

    不可否认，一定的文凭的确代表了一定的专业层次，但“唯文凭门槛”的直接恶果就是让大量有能力而无文凭的贤才永远淹没在茫茫人海。就像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一样，政府用人的门槛也是整个社会用人价值取向的指挥棒。惟才是举是曹操在封建官府提倡的用人标准，我们今天的现代政府是否能将文凭和才能并重呢？是否该设置一套既公平又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选贤用能？